一 高质量发展=低速发展？
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有些人认为，既然是高质量发展，速度就不再重要，可以慢一点，甚至无须再提。在他们眼里，质量和速度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诚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诚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不是速度。但是，合理增长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这是由我们的奋斗远景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展望，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有关“中等发达国家”，国际上并没有标准的定义。综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几个国际权威机构的数据来看，可以把“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定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2.5万美元。作为比较，2022年我国人均GDP为1.27万美元。
由此计算可知，要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从现在起到2035年这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增速需达到5%以上。如果考虑到发达国家经济同步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则要更高。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有一个近义表述，即“2035年GDP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那么，从2021年到2035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达到4.7%。
不管是5%还是4.7%，要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以及进一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质量和速度未必是一对矛盾。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马海倩说：“发展，无非就是把合适的资源要素配置到合适的地方去。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我们在做资源要素配置的时候，不再像过去那样不惜代价，只为追求高速度。高质量发展是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所以高质量并不必然等于低速度。”
在某些时候，速度快、质量好、能耗低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即三个目标只能同时实现两个，但科技变革正在打破“不可能三角”。
上海“四大金刚”之一、70多岁的上海电气汽轮机厂，在上海电气数科帮助下进行改造，借助“星云智汇能碳双控平台”的数字化技术，实现增产与节能共同推进。预计每年可节省600万元电费，5年即收回投资成本……
钢铁行业曾是能耗大户。中国宝武近年来大力发展低碳冶金技术，积极研发高端技术，投运全球首座富氢碳循环氧气高炉，固体燃料消耗下降约30%，碳减排超20%。
宝武集团八钢富氢碳循环高炉。刘继红 摄
“绿色化与数字化一样，都是推进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变量因素。”马海倩说，“过去排放没有成本，现在环境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的成本收益框架变了，绿色化的价值就产生了。”
最近10年，上海每年淘汰落后产能500至1000项。今年初，上海首批零碳创建标杆企业公布。未来，更多企业将加快变“绿”。
新发展理念重塑了速度与质量的逻辑关系。诸多实践显示，沪上企业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面持续用力，塑造自身竞争力，追求高质量发展。而企业发展理念之变，也必将推动中国经济又一场深刻变革。
二 错过了BAT的上海，还有机会吗？
上海错过了BAT。百度（B, Baidu），2000年成立于北京；阿里巴巴（A, Alibaba），1999年成立于杭州；腾讯（T, Tencent），1998年成立于深圳。这些互联网时代的领军企业，无一诞生在上海。
“上海为什么会错过BAT？”多年来，上海屡屡自问及被问到这个问题。上海一直试图去回答、去超越。
不少人说，错过了BAT，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错过了互联网。在此后的20年中，上海的互联网产业与北京、深圳、杭州相比多少有些黯淡。有人甚至担心，错过了BAT的上海，在未来产业中将始终处于下风。
“BAT之问”也许会让人联想起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54年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能发生在中国？”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中国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之间，相对于西方国家在对自然知识等领域拥有更多成就，但为什么没有抢占先机？
有人说因为哲学差异，有人说因为思想束缚，这是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现在，人们更关心另一个问题的答案——现在的中国，何时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每一次新旧交替都不会容易。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想要成为世界科学中心，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上海——这座明确提出建设科创中心的城市，被寄予厚望。
科创需要上海。上海在基础研究、人才集聚以及企业创新方面有明显的优势。目前上海布局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17个，2021年，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达177.73亿元，占研发投入的比重近10%，较5年前翻了近一番。2022年，上海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超2.2万家，同比增长10%，科创板上市企业81家，位列全国第二，募集资金数额居全国第一。
上海也需要科创。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再依靠投资驱动、技术模仿，很难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上海必须以科技创新来激发更大的城市潜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因此，上海四大功能中，科技创新策源是关键的一个。上海建设的五大中心中，科创中心更是重中之重。
但以往单纯的科技企业引进、科技项目落地、科学设施投入已经不是这座城市未来发力的重点，作为科创中心和科创策源地，上海不仅要让最先进的高科技产业和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家集聚，还要创造条件，让这些科创要素在一起发生化学反应，向外源源不断地释放出能量，影响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样的科创，才是推动中国科技进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2022年建成投用的张江科学会堂。张驰 摄
近70年来，中外无数一流学者对“李约瑟之谜”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共识似乎远远没有达成。
对上海的“BAT之问”呢？同样众说纷纭。未来，也许有更清晰的答案。几年前，一位自媒体人从侧面给出了一个鲜为人知又不失公允的答案：
“上海在互联网发展最快的2000年之后，倾尽资源支持集成电路，在张江高科里塞满了各类芯片设计、制造、服务公司，曾经产值占全国的一半。而这条路，无疑是最难走的路，也是最不容易出成绩的路，却又是最应该坚持的路。”
几乎与BAT同时，在上海，一批芯片公司草创：2000年，中芯国际；2000年，宏力半导体；2001年，展讯通信；2004年，锐迪科……20年后的今天，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约占全国的25%，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城”。
身处美国企图扼杀中国芯片产业的今天，回看互联网产业风起云涌的千年之交，我们应当会对“BAT之问”、对上海科技创新有新的认知。
三 上海的目光应该向内还是向外？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很多人会说，上海的特点是“洋气”。这里的外国人比国内其他城市更密集，这里的街道看起来更有欧洲气息，这里的时尚品牌来自世界各地，这里的咖啡店数量据称是全球第一。连这座城市比较的对象也常常是新加坡、纽约、伦敦、东京……这些国际一流城市。“洋气”，这个可褒可贬的形容词背后藏着一个判断：上海的目光是向外的。
然而，近些年来面对当前逆全球化思潮，上海这个外向型枢纽遭受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全球资源要素有可能被迫“断流”，产业链供应链有可能被迫“断链”，科技交流合作有可能被迫“脱钩”。
有些人说，上海的目光不应该再朝向外部了，而应该转向国内市场。
但更多人认为，对内、对外开放并不矛盾，上海有能力既做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又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品格。上海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长期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说：“上海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好，同其开放品格、开放优势、开放作为紧密相连。”
开放品格决定了上海习惯把眼光朝向外部，朝向全球中心城市。今天的世界已形成了一个以主要中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资源配置网络。上海把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为城市发展目标，需要在这个网络中占据更关键的节点位置。
上海对外开放的地标陆家嘴。陈飞 摄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上海强化“四大功能”，其中第一条就是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所谓资源配置功能，是指对资本、土地、人才、技术、数据等资源要素在流动、组合、分配、管理中发挥决定性影响的能力。它强调的不是数量积累，而是一种能力。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源配置问题尤显迫切。世界经济版图正发生深刻变化，上一轮全球化形成的价值链分工有可能重新洗牌，相应地，全球资源配置也将调整。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资本、技术、数据等其他资源要素其实都是围绕着人才来流动。“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这是上海过往的优势，也是未来进一步配置全球资源的关键。近期，上海推出了一系列“招才引智”服务举措。5月初，上海面向全球集中发布了8000多个博士后和事业单位高层次紧缺岗位，金融、贸易、航运、科技，每一个领域都在虚位以待。
更早一些，上海提出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让天下英才近悦远来。相关文件表达了这样的愿景：“城市成为品质生活的高地、成就梦想的舞台，使在上海者引以为豪、来上海者为之倾心、未到过上海者充满向往。”未来的上海，是高质量发展的上海，是海纳百川的上海，是汇聚了全球资源的上海。
上海，还将是那个开放的上海，对内、对外皆然。
四 上海政府部门管得太多了吗？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流行过一句话：“找市长不如找市场。”这句话折射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初人们观念的转变。近40年后的今天，人们似乎对当初这句斩钉截铁的话不那么确定了。“找市长”还是“找市场”依然是个问题。
当下，有人依然坚持，企业遇到问题“找市长不如找市场”，因为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以“市长”为代表的政府唯一要做的是创造一个公平的营商环境。他们认为，“市长”应该少管一些。
但也有人认为，“市场”要找，“市长”也要找。因为市场有失灵的时候，市场也有无法提供公共物品的问题。在任何体制下，政府都是经济生活不可缺少的参与者。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他们认为，“市长”理应多为企业排忧解难。
近年来，上海在实践中注重让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努力使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有时，有为政府体现在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有的初创公司需要专业金融服务，于是政府拉来银行对接；有的芯片设计企业找不到晶圆代工厂流片，于是政府出面撮合；有的企业反映廉租房指标繁复，于是政府介入协调……
上海一位长期从事中小企业服务的政府官员说：“其实，企业最需要的是陪伴，哪怕实在解决不了，来娘家哭一场，我们给个肩膀也好。关键在于，企业愿意向你倾诉，是我们发现需求、做好服务的最大前提。服务企业，用的是心，结的是信。”
有时，有为政府体现在对未来产业的判断。
海归科学家郭后扬有个大胆的创意：把核聚变商业化。可是，核聚变这项颠覆性技术也极易让创业者“颠覆”，可谓“失败常按门铃，成功偶尔敲门”。目前，郭后扬的项目处于极早期，至少要到2027年才有望获得重要突破。
但上海愿意等。自2021年成立以来，郭后扬的能量奇点公司得到了上海政府部门的一系列支持，包括作为临港新片区三周年项目集中签约、成为上海市未来产业先进核能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等。
上海已布局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五大未来产业，并确定脑机接口、合成生物、新型储能等16个细分领域。在今年3月举行的上海市产业技术创新大会上，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拿出明确态度——未来产业的规律极难捕捉，16个细分领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但上海的确定性在于人才和土壤。如果经5至8年努力，在16个领域中能跑出数个“核爆点”，上海的呵护培育就有意义。
临港航拍。孟雨涵 摄
目前，张江、临港、大零号湾已成为首批未来产业先导区。上海还启动了面向全球的“未来产业之星大赛”，抢挖硬核项目和顶尖人才。在市经信委技术进步处处长李宇宏看来，这就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默契配合。
从现实到理论，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同样离不开政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与政府，两者相辅相成。
改革开放45年后，当我们再次回顾“找市长”与“找市场”之辩，也许仍无法得出一劳永逸的解答，但是无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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