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衬衣配黑色西裤，外搭标志性的黑色领结，唱工委主任委员宋柯与去年在CMA颁奖礼现场的着装并无二致。不过，今年他的工作状态轻松不少。
7月31日北京星光影视园D座，这是宋柯当天第一次出现在唱工委盛典的现场。开场前宋柯的主要工作是呆在采访间里接受媒体采访，在这间能容纳30人的小房间里，宋柯坐在最前面最中间的位置，旁边一台电视机已经在直播隔壁颁奖礼的现场。采访间隙，他还向一旁工作人员确认，是否一会上台后需要自己做颁奖的工作。
“对团队特别放心，所以没有去年参与得那么多。今年开场我也不讲话了，现在在这（接受采访还）挺踏实的。”宋柯对媒体露出他一贯标志性的微笑。
为了筹备今年的CMA奖，唱工委音乐奖评委会主席徐毅一直紧绷着一根弦，从送审到评选、从统计结果到监督获奖名单，每个环节均参与其中，思考哪些步骤才能达到目标，忧虑哪些细节不被遗漏现场才会完美。颁奖礼的前三天，徐毅和评委团的评委们基本没睡。当天凌晨5点，徐毅仍在确认最后一张获奖名单是否封好，短暂休息后便动身赶到彩排现场。
颁奖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徐毅本人所供职的太合音乐集团有一个工作会议，竟两次睡过去，后来在接受音乐财经采访时，徐毅自己不禁感叹道，“之前（开会）从未这样过”。对于CMA未来的发展，今年徐毅多了很多信心。（旧文：）
颇为艰难的背后，CMA奖的“突围”？
在阿朵与生养之地众传承人以《死里复活》7分钟的片段惊艳开场后，现场随后播放了一段名为《千里之行》的开场纪录短片，该短片的配乐为SONY MUSIC PINK FLOYD乐队的作品《MAROONED》。
“MAROONED”意为“被困”，徐毅在场刊中透露了选择此作品开场的原因：“选这首演奏曲是因为它的精神呼应了我们创办CMA的心路历程。无论创办届还是第二届，CMA的每一步都是在重重困难的路上拼力前行，突围而出。”
去年顺利起步后，今年的CMA又遇到了哪些挑战？如何在重重困难的路上，取得新一阶段的“突围”？
据音乐财经在现场的观察，与去年主会场大门前，印有112个唱工委会员logo的名单墙更吸引参会者的眼球不同，今年的签名墙则更受关注。当天、朴树、徐佳莹、阿朵、宋冬野、丁薇、重塑雕像的权利、火星电台、GAI、VAVA、旅行团、许钧等获得提名的音乐人均悉数到场。对比去年观众席几乎有三分之一都没坐满的情况，今年CMA的现场几乎座无虚席。
在典礼正式开场前，徐毅在得知有几位音乐人表示要参会，而座位不够时，他甚至激动的差一点哭出来。“我今年非常高兴，入围的能来的都来了，比我想象中的要多，我原本以为要三五届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这说明我们的奖格已经在那了。”徐毅欣慰的表示。
不过虽然今年到场的音乐人较去年多了很多，但CMA建立一定的行业认知度仍需要时间。它面对的压力不仅仅是行业的重视度不够，也面临中国音乐行业长久以来一些工作准则，工作标准的缺失而带来的压力。
△徐毅
在颁奖礼的舞台上，徐毅除了进行一番感谢之外，大幅的篇章仍是在恳切地拜托各位唱片公司的负责人与主管，以及所有艺术家、幕后的工作者对于送审这件事报以足够的重视。“我真的拜托各位，在下一次出了作品的时候要提醒一下公司跟我们唱工委的同事们说，记得去报名，记得把资料给全。”
徐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天很多提名VIDEO的部分都是照片，有的还是直接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的。“我希望下一次是从你们的工作人员亲手交给我们。”
之所以会出现提供资料不足，信息缺失的情况，徐毅在接受音乐财经采访时表示，除了部分公司以及从业人员对这件事不重视外，音乐行业的高流动性以及传统唱片公司的转型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中国音乐行业的人员流动性太大了，很多初始的文件资源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流失。此外，一些传统唱片公司进行转型后，很多资料甚至都会被销毁。”
在收集作品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让徐毅意识到当前CMA音乐奖没有常设机构带来的问题。
徐毅坦言，2018年唱工委音乐奖计划成立一个常设机构，哪怕就三个人，每个月、每个季度，跟唱片公司、音乐公司，进行收集的工作，以确保到年底的时候，专辑封面缺失、music video找不到，甚至是联系不到的问题将不再出现。
除了“常设机构”，内部团队建设显然已经是CMA当前不得不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虽然徐毅和宋柯多次强调CMA音乐奖的工作人员都是义工，十分不易，但显然这样的团队构成已不足以满足CMA未来的发展。
目前，在第二届CMA结束后，唱工委设立的官方网站的首页仍停留在“2018入围提名”的页面，获奖名单只在微博上做了“纯文字版”的发布，当天颁奖礼的直播也并未在多个平台进行提前通知。不少音乐人的粉丝纷纷表示，官方微博不如个人微博来的尽心，以及遗憾错过了当天的直播等。
当然，人力之外，资金也是制约CMA行业奖扩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CMA音乐奖的资金来源为颁奖礼的赞助收入以及会员单位的捐赠。
唱工委是一个非商业组织，维持组织运转的主要经费来自会员单位。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唱工委会员（单位和个人）共有142名，几乎均为国内唱片公司，而这一数字相比美国录音协会至少两万个会员的数字相比还相距甚远。
△宋柯
宋柯对音乐财经表示：“美国录音协会会员的构成不光是唱片公司，只要在音乐产业工业链条上，无论是版权、制作、甚至销售，都能成为会员。”宋柯表示，要想达到这样的规模不容易，唱工委下一步的目标首先要达到2000个会员的标准。
另一方面，CMA音乐奖第一阶段的目标显然是立奖格，定标准，树立行业的影响力，非商业、不冠名是其区别于“分猪肉颁奖礼”的优势，但如何“破圈”，打造事件在颁奖礼举办前后的超强影响力却任重道远。
从此次的赞助情况来看，除了独家合作伙伴京东以及独家直播平台爱奇艺，今年又加入了首席支持方抖音APP。此外其他对该奖项进行捐助的均为唱片公司或影视娱乐公司，该捐助名单包括：灿星、风华秋实、福茂唱片、杰威尔、摩登天空、太合音乐、天浩盛世、娱人制造。
总的来说，唱工委举办CMA音乐奖的生存已不成问题，但如何扩大影响力，得以快速把获奖效应传递到粉丝中间，进而影响快消商业品牌的介入，还需要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CMA奖的诉求
专业论述行业并传播出去
宋柯在被问及参与筹办CMA奖在自己过往的从业经历中能排到第几的位置时，宋柯回答道，“会排到很靠前很靠前，不亚于我做的几十张唱片，也不亚于我在商业上取得的多大成就。还好自己出了力，要是被别的同仁给先做了下来，肯定会有遗憾。”
在徐毅看来，CMA的评奖更像是解说音乐行业的一个角度。透过观察录音艺术和技术在华语乐坛的发展，如何用一个行业标准将一个优秀的作品用专业和技术性的语言总结并分析出来，直至将好的做法传播开来，才是CMA真正的诉求。“业内的核心价值，也就留下了一个有行业论述的阶段性标准。或许，最终这些价值会累积在现在学习音乐的人们需要的教科书中，让我们的行业更专业，更精准。”
在谈到唱工委奖和之前业内的商业类奖项有什么最大的不同时，徐毅补充表示：“我们还是要一定的导向，比方最佳录音奖，因为科技的发展混音功能性越来越明显，录音好像不是那么清楚了，那录音评什么，我们可以多一份心考察现场收音，包括收真乐器，因为这个专业是行业的重要源头，不然这个行业怎么往下走。所以参评的录音师，在作品获得提名时，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提供自己的乐器清单，提供系统设计方案，由专家来认定原来你这样录也可以录得这么动人，其实是有点解构，相对很行业，让大家在行业内多一点参考。”
在颁奖礼举行的前三个月，徐毅收到了李宗盛提交给他的近万字的《李宗盛给CMA主席徐毅的报告》。徐毅表示，这样的论述其实远超奖项的评审观察角度，更像是流行音乐行业的工作指南。尤其是对于希望进入或了解音乐行业每个工种的技术细分、技术标准沿革，以及与艺术的互动共生的技巧和方法，让这个行业的幕后真相被清楚地导览，让幕后高手、行业推手以及他们的独特贡献被业内和业外看见并认识。
据徐毅透露，接下来的时间，他会和评审团每一位评审复盘，共同讨论，给出CMA 2018年的专业见解，提炼出评奖论述和推荐原则。
相比于2017年，今年CMA音乐奖还新增了最佳儿童音乐专辑奖，并将单项奖中的原本的“最佳影视/游戏原声专辑”这个奖项，分开单独设立为“最佳影视原声音乐专辑”与“最佳电子游戏原声音乐”两个单独评选的奖项，前者用以鼓励儿童音乐创作市场，后者是顺应目前影视游戏原声音乐市场繁荣的趋势，给予影视和游戏音乐制作者上更多的肯定。
在技术类奖项中，也将首届CMA音乐奖中的“最佳制作”分开设立为“最佳单曲制作（非古典）”以及“最佳专辑制作（非古典）”两个技术单项奖，这样的设立也再次显示了CMA对待评选的严谨性和专业性。
值得注意的是，与格莱美的改革类似，第二届唱工委音乐奖在会员单位投选的环节增设了评审团推荐作品作为参考，在保证会员单位投票独立性的同时，也尽力避免投选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协助本届报送作品在艺术的价值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得到更充分的关注，由此推动提名作品的精准和高度。
综上来看，可以肯定的是，CMA作为一个平台性的、非商业的、代表行业奖，它的发起与未来的发展拥有着巨大的潜力，但这样一个奖要建立起如“格莱美”般的影响力，还需要经过一年复一年唱片行业从业者极为宝贵的奉献精神，这恰恰也是当下浮躁的商业社会里最缺乏的一点。
在领取年度最佳专辑奖时，朴树登台发表获奖感言时这样寄语道：“对于诚实、认真、勤奋的劳动给予奖励是这个社会缺乏的……”
让我们期待2019年的CMA唱工委音乐奖。
编辑部安西西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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