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高宇飞 来源丨京华时报
由《来自星星的你》导演张太维执导的新片《梦想合伙人》仅获得7700多万票房，赵根植执导的《我的新野蛮女友》收获3414万，不久前由安兵基监制、林大雄执导的《不速之客》票房不足400万，且口碑全在及格线以下。为何韩国导演来华拍片屡遭碰壁？近日京华时报记者采访了影视公司负责人、制片人、影评人，他们认为该类影片多为剧情剧本硬伤所致，韩国导演缺乏话语权，作品“本土化”成为难题；但韩国导演的专业、高水准被业界称赞。
◎现象
“合伙人”“新野蛮女友”惨败
《来自星星的你》导演张太维执导的《梦想合伙人》由姚晨、郝蕾、唐嫣、郭富城、李晨等主演，影片在五一档上映后仅获得7700多万票房；而韩国导演赵根植执导的《我的新野蛮女友》邀来车太贤、宋茜主演，也仅获得3414万票房；不久前由安兵基监制、林大雄执导的《不速之客》虽有黎明、韩彩英、耿乐坐镇主演，票房也比较惨淡，仅接近400万，三部影片在豆瓣上评分分别为4.0分、3.6分、4.9分。
此前《重返20岁》《分手合约》的大卖让业界对于中韩合拍片热情高涨，而在2014年7月3日中韩签署《中韩电影合拍协议》，正式对韩方打开进口片限制，预示中韩合拍片的光明前景。但回首这几年的中韩合拍作品，虽然从数量上来看量级也逐渐攀升，但很多作品却鲜有好结果。对于韩国导演来华拍片的这把“双刃剑”，业界就有不同看法。
剧本太弱谁来演都是徒劳
影评人曾念群受访时表示，《梦想合伙人》《我的新野蛮女友》《不速之客》几部影片的失利是因为创作上太不给力，剧本有硬伤，“虽然之前在国内上映的《分手合约》那几部品质也不高，但最近几部质量尤其低。《梦想合伙人》剧本故事太弱，再请谁来演都是徒劳的，顶多是让画面漂亮一些。《不速之客》相对好一点，但这种犯罪题材本来小众，影片拍得也不好。凶手提前告诉了观众，然后就剩下（黎明、耿乐）两人互撕，属于及格线以下的作品。”
有观众表示，《梦想合伙人》虽然选用了当下潮流的电商题材，但故事缺乏吸引力，把创业上市叙述得“太简单”。影评人桃桃淘电影认为该片剧情“胡编乱造，凭空瞎想”，也有不少观众表示观看过程会犯“尴尬症”。而《我的新野蛮女友》剧情则难以和上一部比，有观众表示影片塑造出女主人公的野蛮没有任何来由，是为了“野蛮”而“野蛮”，由于影片要在中韩上映，中国版却是说着韩语的男女主人公配上了中文配音，让网友直呼容易出戏。
缺话语权导演成烂片“帮凶”
影评人曾念群认为，许多韩国导演来中国拍片是打工者的角色，不能主导影片，“整个创意到剧本、制作如果是他们班底主导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他们不可能从他们的视角拍一部本土化影片，很多时候只能成为拍烂片的帮凶。他们只是众多岗位中的其中一个岗位，也不能说由韩国导演来承担整个责任，剧本不好看的话结果能怎样？”
他指出，许多国内影视公司采用韩国导演是用他们的名头，“有些题材让他们来拍，中国导演拍可能确实会把握不好。前几年大家对他们的好奇心很高，《分手合约》拍得也一般，但那时有一定新鲜感，到了《不速之客》《梦想合伙人》也看不出是韩国导演导的，不像如果有张艺谋介入就有张艺谋的风格。”正因如此，韩国导演的优势和风格在这些影片中往往体现不出来。随着中韩合拍片增多，以前如《分手合约》这样口碑不算好，但有足够噱头的影片能够大卖的情况不再了。他表示，如果《分手合约》放在今年上映的话，可能就没有前几年那样的效果了。
水土不服不了解中国人想法
此前导演张太维就表示，为了拍《梦想合伙人》他还专门在中国考察了两年多，但在拍摄前他其实并不理解中国女性为何创业。张太维坦言，韩国没有女性创业这种现象，但他来到中国后，发现有很多不到30岁的年轻女性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这令他非常惊讶，并开始不断地接触这些企业家，感受到了一个和印象中很不同的中国。张太维还曾表示，由于语言上的问题只能通过翻译来沟通，本来很简单的内容通过翻译会花两倍的时间。
和韩国影视公司有过密切合作的国内一家影视公司研发总监小七（化名）告诉记者，虽然有的项目拿到了韩国版权进行翻拍，但还是不倾向于找韩国导演来拍，“翻拍还让韩国导演操作就没有意义了，让他们团队来操作对于本土化是不利的。”
小七不太看好韩国导演来中国来拍戏，“他们虽然专业水准高，但水土不服，语言翻译上流失很大。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他们不了解中国人想法，来做电影是隔着一层。”小七表示，中国影视项目太多、产业太好，但缺乏好编剧、好导演，这也是很多公司选择和韩国导演合作的原因。选用韩国导演也不排除盲目跟风，“《太阳的后裔》火了后就有人打听这个导演，想谈合作。”小七表示，他们跟韩国方面合作更多是用他们的服装、化妆这些技术工种，“他们在造型上确实是好，灯光、剪辑团队也会有合作。之前像《火锅英雄》《冰河追凶》动作设计都用他们的。”小七称。
更期待个性鲜明的合拍片
此前嘉视年华宣布与韩国名导金基德合作，金基德也宣布将拍摄新片《无神》，先后用十年时间走遍中、日、韩三国后完成剧本，让影片在中国顺利拍出。谈及为何在中国拍片，金基德表示《无神》里有大规模的战争场面，投资达1.5亿到2亿人民币，“我很想把这个题材表现出来，而韩国没有公司可以投资这么大规模的电影，也没有可以融入这么大投资的市场。”
对于中韩合拍片，金基德曾表示，韩国导演来中国拍电影大多是为了赚钱，而这些合拍片中难出精品，虽然也有像金泰勇导演的《晚秋》一样不错的合拍片，但如果只是想来中国大赚一笔的话，这种合作是不会长久的。
金基德表示他到中国拍电影也有前提，自己拍摄的电影要具有一定的质量和作品性，如果有认同他想法的投资者的话，是可以来拍的，但如果只是为了赚钱他一定不会。对于金基德、安东圭等韩国名导来华拍片，影评人曾念群表示还是看好的，“这个级别的导演比较有话语权，他的作品都有鲜明的个人特征，更值得期待。”
沟通融洽语言不是问题
演员杨幂主演的由韩国导演安相勋执导的《我是证人》此前曾创下2.15亿元票房，而她搭档霍建华主演的由韩国导演创（尹鸿承）执导的科幻动作片《致命倒数》也已杀青。正在象山拍戏的杨幂接受本报采访，谈及多次和韩国导演团队合作原因，杨幂表示：“作为演员选择拍一部作品的时候，首先还是看剧本看角色，恰巧《我是证人》和《致命倒数》都是我看了剧本就很喜欢的戏，然后又恰巧这些戏是由韩国导演来拍摄的，所以其实是先有了想拍摄的欲望，然后才有了合作的团队。不过，这两次合作都很愉快，韩国团队的专业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杨幂表示，合作的两位导演都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合作也很融洽，和中国导演没有什么不同，“安相勋是比较安静的，他在聊戏的时候更喜欢跟你探讨这个角色的情绪，让你自由发挥。而创导演就比较热情，他常常在探讨之余，还自己演，更直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表演方面不会有特别不同的要求，我觉得角色表达的情感其实是一样的，比较相通，语言方面都有翻译在旁边，所以不是问题。”
谈及韩国导演纷纷来中国拍片的现象，杨幂认为这说明中国的市场和观众很好，能够吸引他们，“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不同国家的电影人，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做出更有趣的电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尝试，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大家都在寻找最默契的合作方式，可以互相激发创作灵感的好事，但也需要彼此磨合吧。”
将于5月27日上映的《记忆碎片》制片人熊英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导演朴裕焕既是该片的导演也是编剧，之前曾在日韩电影行业研究并导演悬疑题材电影近二十年，朴裕焕的专业、敬业与乐业非常打动投资方和制片方，“在剧本创作阶段，他经常连续多日不眠不休，任何一个细节上的设计都要追求完美。
再者，他对于悬疑犯罪、黑色幽默题材的把控和讲故事的方式的确非常有创意，我们相信他能够带给中国观众一部耳目一新的电影作品。”熊英表示，韩国导演和中国导演具体的工作方式还是存在些许差异，但会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了解，“朴裕焕导演在这一点上非常开明，很多模式上大家都能够做到求同存异。”
丰富货架带来制作冲击
派格传媒曾出品过《卧虎藏龙2：青冥宝剑》《第三种爱情》《重返二十岁》《爱情呼叫转移》《命运呼叫转移》等片，并和韩国影视公司合作密切，去年曾宣布和《那小子真帅》《七号房的礼物》的韩国导演李焕庆签约，将拍新片《非常父女档》。据悉接下来还将和韩国的CJ公司合作电影《拳法》，影片将于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开拍，电影《分手合约2》也在进行中。
谈及和韩国团队多次合作的原因，派格传媒集团总裁孙健君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韩国导演专业水准高，而且他们比较服从市场，敬重本土文化和市场原则。他不同意韩国导演在中国拍戏话语权少的说法，“我们的沟通很好，他们对中国文化理解不够，会自觉愿意听制片方意见。制片方也不是自由的，要各方权衡，必须听市场意志，不是压倒导演，而是把观众需求转达给导演。”
在孙健君看来，不能说韩国导演在中国拍的片就一定“不接地气”，“很多好莱坞影片接‘全球地气’，比如拍国际化电影不用全接中国地气，而中韩合拍的就更需要两个国家上映，需要两个国家的共鸣；只是服务中国市场的那些影片，就得倾听中国市场，打造本土化的东西。”他举例说，李焕庆导演要在中国拍的《非常父女档》电影导演就坚持修改了几十稿剧本，投入很多努力，“虽然这是全球化的故事，但人物语言、行为要符合中国本土特征，所以我们请了中国演员，还有中国编剧帮助二度创作，帮他理解中国文化和观众需求，但这种创作也不等于把故事中普世价值的优秀东西删没了。”
他认为很多人把问题简单化，认为韩国导演“不接地气”，其实很多中国电影也会面临“不接地气”的囧境，“中国上映的电影都有成败，和哪个国家导演编剧没有必然关系，导演不能负全部责任。”他表示，中韩合拍肯定有成长过程，试水肯定有成败，用谁都有试错和成败的可能。谈及此前上映的《第三种爱情》，他表示影片不算最成功的，但也不是韩国导演的问题，而跟影片呈现、上映档期、宣发等综合元素有关系，“这也是有价值的尝试。”
影评人曾念群也表示，通过跟韩国团队合作，可以使得中国影人的电影制作更加职业化，带来一些制作上的冲击，“不能单看票房，这也是市场外的收获。”有一批各种类型电影来，可以丰富我们的“货架”，“片子多了，好片子的量就会变大，创作视角就能变宽，像2015年好片子整体比2014年就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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