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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法律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不过，对于法治建设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与以法为治、法治与人治等几组关系。
如何在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坚持以德治国，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如何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与现代法治相结合？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在《儒家思想与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一文中对先秦法家治国理念作了深入分析，对于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家“以法为本”的法治观
“法”在先秦时期就是指国家制定的法律、法令和政令，这一时期的法律被称为“法”。
儒家提出了“礼”与“法”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并把“礼”看作是治国之本，而法家则把“法”作为治国之本。
法家认为，天下不是靠人来治理的，而是靠制度来治理的，制度才是真正的治国之本。
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图强，都是因为有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政治实践而成功的。
秦始皇之所以能够完成中国古代封建帝国大一统的大业，主要就在于他采纳了法家之言，实行了“以法为本”的法治。
他说：“夫法者，治之端也；治端者，法之末也。无以法而治者，谓之不法。”（《韩非子·显学》）意思是说：法律是国家治理的根本。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人治”观
法家虽然对君主的权力和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君主在国家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同时又明确反对君主专制独裁。
他们强调君权是有限制的，所谓“君之所以重也，故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君”（《韩非子·有度》）。
“治大国如烹小鲜”（《韩非子·显学》），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力。但他们又强调君主必须尊重法律，要做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因此，法家强调“明法”、“严刑”、“重赏”。当然，法家强调的是君权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约束。
他们反对君主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认为立法不过是“法之所生”，而不是“法之所加”；强调君主必须严格执法和守法，否则就会导致“罪加一等”的后果。
“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法治”观
法家的“法治”观，是将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高权威，主张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主张君主依法执政。
但是，法家对君主的权力有很多限制，主要表现为：第一，在制定法律方面，法家强调君主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应该有权创制和修改法律，如果没有法律上的权力，则不得随意创制和修改法律。
第二，在司法方面，法家强调法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支柱。
在法家看来，君主应该拥有司法权（“君统御诸臣，而臣以法为务”），即以法律来治理国家；司法官员必须依法办案（“法之所加，智者弗能避也”）。
第三，在执法方面，法家强调君主必须依法行事（“君臣皆以法为务”）。
法家认为：“刑罚不可知，则威不可测”（《韩非子·和氏》）；“法者国家之常刑也。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韩非子·六反》）；“刑过不避大臣”（《韩非子·说难》）。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德治”观
法家的“德治”观主要体现在“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显学》）的思想主张中。这种“德治”观，是对传统德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韩非把“刑德”结合起来，提出了“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他指出：“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国之常道也。刑德并用，德主刑辅。……
若上弗能用其功而下弗能用其力，则虽杀无罪，国之道也；虽杀有功，国之道也。
“刑过不避大臣”要求执法的司法官员对那些犯罪较轻的人不要轻易惩罚，这样既可以防止他们因受到刑罚而产生报复心理和报复行为，又可以防止执法官员徇私枉法。
“赏善不遗匹夫”的思想则是强调刑罚应当对那些道德高尚者宽大处理。韩非认为：“使民无得而死罪，则必死；使民无得而生罪，则必生。”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的“人治”观
法家主张“法”的力量大于“术”的力量，认为“术”是不可靠的，而“法”是最可靠的，而且他们认为“术”是可以传给子孙的。
而法家又明确反对儒家的德治、礼治和仁义等。
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无用的东西。他们反对儒家的仁义，因为它是主观臆想出来的，它会使人变得虚伪，最后把人变成一个毫无道德观念和是非标准的动物。
法家认为君主之所以要使用刑罚，就是为了使百姓服从法律，而不能使他们屈服于君主。因此，他们主张君主用自己的力量去治国，而不能让人民去服从法律。
这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上就与儒家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韩非子·五蠹》）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韩非子·八奸》）等思想对立起来了。
儒家的德治观
儒家的德治观是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基本内涵是：
第一，德治的基础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
儒家认为，仁义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对仁和义的理解虽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但都离不开一个“诚”字，即“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
仁就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强调人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义则是道德原则的选择，即“仁义礼智”四德。
儒家认为仁、义、礼、智这四德都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来确定的。
仁是由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决定的道德原则。义则是社会生活中选择行为方式所依据的道德准则。
礼则是对仁、义、礼、智四德在社会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具体形式进行规范化和制度化，以使人与人之间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
智则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是非善恶有明确而正确地认识，并能运用这些道德标准去规范自己行为。
现代性：法与德的有机结合
我们在评价先秦法家治国理念时，不能把它当作一种纯粹的、单纯的道德说教，而应该是一种法治原则。
现代法治原则与古代法家治国理念的共同点在于：一方面，都是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民利益为目的；另一方面，二者在理论上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承认法律和道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只有坚持了这两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先秦法家的治国理念。
法与德结合起来，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途径。
如果说“法”与“德”是治国原则的话，那么我们在实现这一原则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两个结合：一方面要坚持法治，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德治国。
这是我们在具体实践中必须始终把握的两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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