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考试还有3个月的时候，她觉得必须要调整睡眠障碍，不能再日夜颠倒，于是去开了大剂量的、以前吃过入睡最快的一种药。医生交代她，那个药剂量很大，如果吃完睡了一整天就别吃了。她回去试完药，依旧没有睡着——那场考试最终以她考前两天失眠、又在考场上睡去而结束。
文 |谢婵
编辑|金匝
运营|小小
对22岁的曾秋来说，凌晨４点是一个特殊时刻。
一个夜晚，被４点分割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４点之前，躺在床上的曾秋可以玩着手机、闻着香熏，慢慢尝试进入睡眠。她早就计算过了，如果4点能睡着，上午10点醒来，也能保证一晚有6小时的睡眠，对一个刚工作不到一年的“社畜”来说，６小时的睡眠，足够了。
但大多数时候，到了4点，通常曾秋会发现，自己仍然没有睡意。放下手机，她开始强迫自己入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整个人变得急躁、心跳加速，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因为睡不着而逐渐垮掉。随着时间流逝，曾秋会察觉到，“自己连最低限度的睡眠也不能保证了”，她越来焦虑，越来难以入睡。到了5点多，曾秋终于“躺平了”，选择彻底放弃，干脆继续拿起手机上网，还有一次，她翻开了一本小说，越看越亢奋，到了早上，她跟领导打电话请假，也没有撒谎 ，“昨晚没睡好”。
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过去后，曾秋逐渐接受了一个现实——她患上了睡眠障碍。
2020年10月底，中国睡眠研究会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2%，这意味着“超过3亿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具体表现为晚睡、失眠、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低等。这些人群中，以90后、95后、0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的睡眠问题最为突出。这些数据发布后引起热议，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榜首。
在豆瓣上，有上百个活跃的失眠小组。在“睡吧–和失眠说再见”小组里，最近两年里，小组成员从1万多涨到接近5万人。
所有的帖子都是关于睡眠的问题:“总是在入睡前感觉身体突然下降”“一直睁眼到凌晨四点，因为失眠崩溃大哭”“生完孩子后再也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甚至，有人因为发现自己患上口水强迫症，需要不停吞咽口水而失眠。
会有人反反复复退组又进组，与此同步的是睡眠状况曾经得到改善，却又复发。每一个治疗失眠的经验贴下面，网友们都会不断追问细节，没有人想错过治疗失眠的路上任何可能的方法。
年轻人患上睡眠障碍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总结一下，似乎又都能归结为“压力太大”和“现实生活的苦楚”。
在一所艺术学院就读的远山，在大一那年发现自己患上睡眠障碍。他是LGBT群体的一员，在意识到自己的性向后，他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是：出柜。出柜让他迎来攻击和冷战。姐姐告诉他，“你让我恶心。”妈妈试过装作不知道，但最后还是说出了口：“你不要做这件事情，你这种行为是变态。”
除了出柜的苦恼，远山觉得自己在专业选择上也不得志。他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但又没有转专业的勇气。如果不是高考失利，他觉得自己会去学摄影，现在所在的动画设计专业，他难以提起兴趣。他还去研究过往学长学姐的就业情况和一些招聘启事，很快发现“建筑设计和交互岗位都拼不过人家本专业的，策展岗位也不收这个专业的学生”。逃课越来越频繁，课间休息或趁着老师不注意的时候，他从后门逃离，回到宿舍里，躺回床上，什么也不干。
可一到晚上，他脑子里就会停不下来地想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结婚生子的选项、没有清晰模板的同性恋的人生，到底要如何走下去？他甚至会一直想到养老问题。虽然完成了自我认同，但外界的一切仍然无法给予他完整的安全感。
长期失眠让他变得呆滞，走在路上，熟人叫他的名字，等人走远半天之后他才能反应过来，再加上厌食，他的体重从60公斤降到54公斤。
徐婧的睡眠障碍来得更早一些。2014年，她刚满15岁，生活在那一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原本中考考了640分，超过高中录取线一百多分，但距离她向父母承诺好的想那所学校差了13分。她是潮汕人，家在农村，身边的长辈们觉得读书没用，她从小看见身边的小孩才读完初中或小学，就被安排去工地打工。
复读的事情被撕扯了很久，最终没有结果，她被送去了大姐所在的工厂，在流水线上重复做美发用的夹板。早上8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个月拿两千多块钱。厂里的同龄女生用言情小说、聊好看的男生来抵御生活的贫瘠，她插不进去嘴，和阿姨们更没有共同话题。
在工厂的宿舍里，同屋的姐姐晚上睡得早，关了灯，在黑黢黢的房间里，徐婧整夜整夜地流泪，为没能继续的学业，和一个越来越不可能的目标:“考一个好大学，读中文系”。工厂附近有人养着鸡，她听到鸡一晚上都在打鸣，不知道什么时候终于睡去，又在早上6点醒来，面对重复的新一天。
面对睡眠障碍，这一届年轻人最容易选择的前三种解决方式是：音乐、香氛和褪黑素。
在睡前打开收藏的助眠歌单，成为睡不着的李离的习惯，她播放最频繁的是泉水的声音，30分钟之后，定时关闭功能开启，音乐停了，她并没有睡过去，又过了一会，她不能确定那是多久，人在黑夜里无法准确感知时间，她的脑海里开始循环播放今晚听过的音乐，那种感觉像是学生时代，晚上背完书睡不着，脑子开始不由自主帮她重复历史书上的笔记。
远山试过正念冥想，那些练习包括呼吸、行走、伸展、与困难情绪共处。他看到过一些研究，坚持正念有提高睡眠质量和提升专注力的作用。远山被此吸引而来，在一次工作坊的现场，他打禅一样坐在地上，被正念老师引导着，用全身心去感受咀嚼食物的瞬间。
后来，他还参加过山上举行的正念活动，什么也不干，专心致志听鸟叫的声音、风吹过树叶的声音。他发觉，人在只感受这些声音的时候，真的可以停止为现实世界里的烦恼焦虑。
曾秋尝试为入眠建立一些仪式感，她会反复确认房门反锁了，这样可以避免人打扰，打开小夜灯，把新买的橘子味的精油滴在扩香石上，再吃两颗软糖一样的褪黑素，身边的朋友对于失眠这件事最常见的建议是“买褪黑素”。有时候会很快睡去，有时候又一直没有睡意，老实说，她也不确定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2019年，62%的90后消费者购买过褪黑素软糖、蒸汽眼罩和助眠枕头等网红助眠产品，尽管有过半的消费者认为这些助眠产品没效果，但改善睡眠的需求，还是催生了巨大的市场，超过2000亿元规模的睡眠经济已经兴起。
AMSR，在睡眠经济的助推下，已经成为年轻人们常用的助眠音，它指的是人体可以通过视、听、触、嗅等感知上的影响，在颅内、头皮、背部或身体其他部位产生的令人愉悦的独特感觉。一些主播就此会模拟或记录剪头发、掏耳朵、敲击键盘的声音，让听众更快进入睡眠世界，AMSR也曾一度因为“软色情擦边球”被一些网站封禁。
up主@金艮君在2015年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AMSR，他已经记不清楚是用什么发出的声音，滴答滴答，耳机里的立体声包裹着他，他“感觉自己在往下沉”。
2020年2月份，他被疫情困着，上一段创业以失败告终，下一份工作还没有着落，他在家制作了一个视频，开头用了助眠音，结果收到的反馈意外地好，他开始尝试专门制作助眠音视频。
起初，他还只有一个用来收音的录音笔，但现在，工具已经完全不同。每晚11点，他会准时出现在镜头前，卧室就是他的工作室，桌子上摆满了零碎的物价，他靠各种敲击和摩擦的声音来创造触发音助眠，制作声音的道具简单而奇怪，他用自己的胡子蹭录音笔、撕卫生纸、刮蹭梳子上的齿轮……
对许多睡不着的年轻人来说，第一次听到某种AMSR的时候，会觉得特别舒服，头皮发麻，但很快他们就对这样的声音免疫了。每天直播五个小时的@金艮君已经明白，最重要的是制造更多的声音，一种声音最多只能用十几秒，重复的频次高了，粉丝会在弹幕上催他换下一种声音。
▲金艮君AMSR作品片段。视频 / bilibili
为了寻找更多声音，他在生活里看见什么都要敲一下，“家里能敲出声音的都被我敲过了”。他敲过最奇怪的东西是自己的宠物乌龟壳。家里的锅碗瓢盆几乎都被他搬到了自己的房间。职业的尴尬一直都在，被亲戚问起来孙子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的奶奶会回答说，“他呀，哄人睡觉的。”
直播会一直进行到夜里四点。他观察过，所有的整点时刻，涌进来的人会突然很多 ，有些粉丝掐着点进来，带上耳机，准备睡觉。粉丝管@金艮君叫“叔”。“叔我今天跟经理吵架了”“叔我背考研政治背得好累”……在直播间里，睡前的烦心事都是可以跟“叔”说的。
他经常收到即将高考的学生的私信，所有的问题和焦虑都是相似的，关于升学的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但他还是一条条回复，“高考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缺乏睡眠是人生的常态。在升学的压力之下，学生是最早习惯让渡自己的睡眠的一群人。中国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超八成中小学生睡眠时长未达标，有95.5%的小学生每天睡眠不足10小时；有90.8%的初中生每天睡眠不足9小时；有84.1%的高中生每天睡眠不足8小时。
远山有时候会想起自己在高三那一年，每天晚上在教室里熬着画画，教室里二十多个人都不肯走，水桶、笔刷、颜料盘堆在教室的地上，到三点多钟，他实在熬不住了，扔下笔，再回到就在同一栋楼楼上的宿舍。这样的生活压抑又疲乏，印象里，他没有过报复性补觉的时刻，只记得每天都很困，昏昏沉沉。
还有一部分患有睡眠障碍的年轻人，会真的走到药物治疗这一步。
2017年，徐婧被确诊为抑郁症，在跟精神内科的医生讲了自己的睡眠问题之后，她带着百乐眠、安神补脑颗粒、脑蛋白水解物片、西酞普兰和美利曲辛片回家了。那一天，她一觉从晚上6点睡到了早上8点，最后是被人叫起来上班的。
仿佛要把这么多年的觉都补回来，但依旧无法得到满足。她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睡与没睡醒之间切换，才睡过去半小时，大脑就把时间混淆了。晚上醒来一次的瞬间，她以为自己已经置身在早晨。
但药很快会免疫，徐婧已经记不清自己换过多少次药，又自学了很多药学相关的知识，有一次和护士在聊到佐匹克隆片，她说这药半衰期比较短，护士惊讶：“你怎么还知道半衰期？”她甚至喝过八九个月的中药，喝第一口的时候，她直接吐了，苦味异常强烈，那里面有黄连和其他安神的成分。
这些安眠的药物会让她白天丧失精神，晚上其实也睡不好。刚吃安眠药的那阵子，她频繁经历“鬼压床”——意识已经清醒，但肌肉还在瘫痪状态，想动而无法动弹。尽管她后来查清了，在医学上，这种状况叫做“睡眠瘫痪“（Sleep paralysis），是一种正常的睡眠反应，但她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恐惧。
入院治疗的时间里，一位医生还给她用过一种“睡眠仪“，那是一个半人高的笨重机器，把两端的贴片放在她耳后，她会感觉到酥酥麻麻的，那位医生解释说，微电流通过刺激下丘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递质，将大脑从异常脑波状态调整为改善健康波形状态。通常她的病友们会在治疗的时候睡去，但她却始终不怎么见效。
彻夜不眠的晚上，徐婧会连发四条朋友圈，从“只想好好睡一觉”到“天还没亮，赶紧睡”，一直到早上六点，她躺在床上，会看见上面的窗户，整个屋子黑黢黢的，但是小小的窗户已经有光透进来，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去上班，“还要睡吗？”
去年，徐婧报名了成人自考本科，8月份考试之前，她重新去看了医生，又捡起了一大堆药，在那之前，她本已经对一切治疗失望，距离考试还有3个月的时候，她觉得必须要调整睡眠障碍，不能再日夜颠倒，于是去开了大剂量的、以前吃过入睡最快的一种药。医生交代她，那个药剂量很大，如果吃完睡了一整天就别吃了。她回去试完药，依旧没有睡着——那场考试最终以她考前两天失眠、又在考场上睡去而结束。
关于让渡自己的睡眠权利，来换取一个想象中更好的未来这件事，曾秋发现这已经成为一代年轻人的时代病症。学生时代尚且可以主动选择，如果实在太困，自己也能在晚上九点睡去，但进入工作之后的这一年里，她完全失去了对睡眠的掌控。
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行政销售，她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开拓新的城市和新的市场，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没有固定的工作内容，她要为自家产品招聘促销员、拓展商场资源和联系配送系统、设计行销方案，在自己找来的仓库里分拣产品，繁杂的工作落到她头上，她并不直接拒绝，只会说“分拣员很贵的”“反正我什么都会”。
不在大厂，却有超过996的节奏，每天夜里，她十二点才能回到家里，洗完澡，写完当天的日报，躺上床，领导的消息会准时在夜里一点多响起。一些消息不得不回复，这会让她睡得更迟，但她很难产生恨或者烦的情绪，那位夜里发消息的领导每天也都很拼命，请好的婚假因为工作一再推迟，直到过期，在五一假期里草草把婚结了。
特别想睡觉的夜里，曾秋希望第二天早一点起来再工作。一起写策划书的同事灵感迸发，拉着她讨论，停不下来，她不想拖后腿，跟着熬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8点又去商场谈合作，“其实人会很清醒，但你的脑子是迟缓的，说话没有逻辑”。
这一年里，入睡才开始变得困难。从躺上床那一刻起，她没有办法停止去想手头的工作和项目，“做实习生的时候没做好就没做好，正式工作之后没做好是要被老板暴击的”。没有人明确告诉过她这一批管培生会有淘汰制度，但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同期人数从12个变为了8个。也是后来她才知道，不论是同期还是身边待了更久的同事，都已经默认了互联网公司就该是如此的节奏。
职场、社交和社会阶级压力导致的身份焦虑和群体孤独，让失眠成为常态。社会人类学家项飚谈到这一代年轻人的异化时说过，在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下，人是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的，职场要求“24小时 on call”，年轻人们觉得自己是工具人。
“工具人”曾秋已经放弃治疗睡眠障碍，她学会了在白天的地铁和公交车上补觉。踏上地铁的那一刻起，她就做好了补觉的准备。她打开地图软件自带的到站提醒功能，再打开手机的闹铃，设置一个十分钟以后的闹钟，她睡着之后，闹钟的嗡嗡震动声会吵醒她。等瞄一眼还有多久到站，点击稍后提醒，闹钟会在十分钟之后再次响起。一趟地铁，如此循环往复。其实她并不是困得不行，她用这些碎片的睡眠来弥补对身体的愧疚，“我需要休息一下”。
徐婧去过街边的中医诊所，也换过几家大医院，最初治疗的时候，她看见医院走廊上挤满因为神经衰弱而失眠的中老人。有一次，一个中年女士看见她年纪小，转头问医生“这都是来看睡眠问题的吗？这么小也会睡不着啊？”那位医生告诉她，很多的，他甚至还接诊过初中生。女士很不理解，“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睡得可香了”。徐婧不止一次听到陌生人、父母说过类似的话：“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才睡不着，年轻人睡不着就是因为想太多。”起初她还会因为不服辩解，“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的”，遇到得多了，每每又得不到理解，她习惯保持沉默，“反正他们不会懂的”。
远山去看医生的时候，对方甚至也是这样跟他说的，不到几分钟的看诊结束之后，医生只递给他药方，和一句轻飘飘的“好好吃药，不要想太多”，但到了夜晚，他还是没法控制住自己的大脑会想什么，就像在白天，他也没有过办法控制自己的人生和未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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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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